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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社会各界热切关注。对此，应当从我国种业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方面做深入思考。

  2021年，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提出，要用十年时间“打好种业翻身仗”。要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既要“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

  我国农作物种业市值达1192.8亿元，居世界第二。从国内种业外贸总体依存度来看，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3%左右的份额，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的0.1%，我国种子供应有保障、风险可控，但不一样的种类的作物之间有差异。我国种业的基本现状可概括为：本土种质资源丰富但创新利用效率不高；科研育种人员较多但产出转化效率不高；种业公司发展迅速但核心竞争力不强；发达国家的育种技术依然处于一马当先的优势与市场垄断地位。

  育种、制种、销售多个环节从何处发力。将种子产业的上下游链条概括为育种、制种和销售，显然是非常粗糙的，从最源头的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技术攻关，到新品种的申报审批，再到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运行监管等，至少有五个以上重大环节的工作要做。以种质资源保护为例，没有种质资源的育种就是无源之水，我国拥有52万份种质，位居全球第二。《2020年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报告》有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农作物种子企业有8021家。目前很多种业企业还停留在原始积累的阶段，或是说以“赚快钱”的方式来求生存，如依赖于国家补贴、寻求进出口差价等。从长远来看，育种技术是种业产业的突破口，企业要从建种质库、造实验室、搞研发技术等方面做投入，而这恰恰是市场不好干、干不好、不愿干的事情。如果在国内育种和制种的成本高于种子的进口成本，需要一定的方式去激励公司进行最基础领域的研发投入。

  种业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共同发力打好组合拳，但这并非易事。建设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创新团队，如增建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创建区域型种业创新平台、建设分子育种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推动《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和法规的修订，这些工作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和牵引。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种业基地，国家种质资源库保存着44万份种质，新的资源库建成后可保存150万份种质，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而我国的育种技术力量，目前大多分布在在科研院所。所以要深化科企合作，推动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快育种资源、人才、技术从科研单位向企业聚集，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最终把品种入市权交给企业、评判权交给市场、选择权交给农民。行政机构、科研单位、市场主体，究竟应该在育种、制种、销售等全链条中，如何分工和协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成熟的商业模式。

  常规育种和生物育种等如何综合发展。如何讲好育种故事，格外重要。国际种业发展一般来说包括四个阶段：驯化选择、杂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生物技术和AI相结合育种。目前国际先进育种水平，已进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的时代，而我国仍处在以杂交选育和分子技术初探的阶段。生物育种是利用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等方法培育生物新品种的过程。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结合了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技术力量，尤其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层次地融合，驱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快速变革迭代，使生物育种进入一个大数据、大平台、大发现的新时代。需要在投入研发的同时，积极开展科普和宣传，以培育市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当前我国种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投入大、风险高、专业性强，需要“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要建立一整套健全的商业化产业体系，任何一方力量、一个环节的失灵，都可能会对整个行业带来非常大冲击，甚至不可持续。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种业产业是一个需要规模优势的产业，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因此，要加快培育一批种子企业，既要扶持培育大而强的领军型、旗舰型的企业，也要支持发展专而精的中、小企业，提升企业差异化竞争能力，逐步构建多层次、协调发展的企业基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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