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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我国用种安全是有保障的，风险是可控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对标新阶段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求，现代种业发展在保护设施、品种测试、育种创新、企业培育、知识产权保护、扶持政策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和隐患，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稳中有忧，还需安中思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受多种因素影响，种质资源种类和数量减少趋势明显，地方品种和主要作物野生近缘种消失风险加剧，目前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数目丧失比例高达。例如，作为我国耐寒性水稻品种选育的基础材料，江西省东乡野生稻保护面临着资产金额的投入不足、设施老化陈旧、专业方面技术力量缺乏等问题，野生稻种群已由9个减少到3个，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精细特性鉴定和优异基因挖掘严重不足，难以为育种创新提供种质基础，“以保带用、以用促保”的保护利用机制尚未形成，种质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品种和产业优势。目前，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80%以上来自国内，遗传多样性不足，在长期保存的52万份种质资源中，开展基因型和表型精准鉴定的数量不到10%，在现存的万份玉米、4万份小麦和8万份水稻种质资源中，开展深度鉴定的只有5%。相比农作物种质资源，林草种质资源保护更为滞后，自2019年开展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以来，仅在秦岭部分地区开展了收集工作，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主库建设至今无法落实建设用地。一些优异种质资源通过贸易、科研、合作等途径流失情况时有发生。

  农作物品种审定主要以高产为衡量指标，对品质、高效、抗性的考量不足，仍是普通品种多，优质、专用、绿色品种少，导致“新品种数不胜数、好品种屈指可数”。2019年，全国达到中强筋品质指标的小麦品种只有18个，仅占小麦审定品种总量的；2017年至2019年审定的适合玉米机收的籽粒品种有24个，占同期玉米审定品种总量的比例不足1%；目前通过审定的玉米品种有8421个，全国平均每个县就有多达3个品种，一些地方农民用种无所适从，一些主推品种的种植集中度呈年年在下降趋势。不同作物品种的自给水平不平衡，粮食作物强、经济作物弱，有的品种种源供应安全仍存隐患，其中玉米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91%，其余9%为国内繁育的国外品种；蔬菜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87%，进口品种占13%，耐储番茄、甜椒、水果黄瓜等设施蔬菜专用品种进口超过50%；甜菜种子95%需要进口，双孢蘑菇、白色金针菇等工厂化专用菌种基本来自进口；商品草种三分之一的用种需要通过进口解决，特别是苜蓿、黑麦草等优质高产饲草种子长期依赖进口，80%的优质高产苜蓿用种为国外品种。

  育种基础理论研究仍显薄弱，品种选育方式仍以杂交育种等传统方式为主，生物育种技术处于跟跑阶段，关键技术创新不足。除水稻、小麦等少数品种外，大部分作物育种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还存在差距。目前，我国水稻、小麦品种单产水平处于领头羊，但优势大多数表现在应用技术层面，还面临着如何满足市场多元化和专用型品种需求的问题；2020年我国大豆平均亩产公斤，仅相当于美国单产水平的、巴西的、阿根廷的；玉米育种力量分散在全国3000多家科研院校和种子企业，先进的技术难以规模化应用到品种选育中，玉米亩产仅有美国的60%。种业科学技术人员总量不少，但创新型人才缺乏，科研项目实施机制与育种长周期性特点不适应。育种专家普遍反映，现在的科研项目一般以5年为一周期，短时间内很难有创新成果产出；育种科研导向不明确，一些科研人员受论文发表、职称评定牵绊，无法潜心于育种基础性研究，产学研分割、“两张皮”现象都会存在；育种科研院校与种子企业利益联结不够紧密，育种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有的科研项目验收后就被束之高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发挥不够。

  我国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领军企业少，企业研发能力弱制约种子产业做大做强，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低反过来又影响企业育种研发投入，如何以育种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良性互动仍需持续发力。产业集中度低，种子企业散、弱、小问题突出，目前全国共有持证农作物种子企业7372家，其中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109家，仅占，公司数迅速增加，但种子市场规模变化不大，企业商品种子出售的收益仅由2012年的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亿元，种子企业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对其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条件要求不够，许多企业只是简单从事种子销售；2019年48家种业骨干公司实现利润亿元，仅占全部企业总利润的，全国80%的种子企业从事杂交玉米、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经营，低水平重复，市场竞争力不强；2019年全国种子企业科研总投入亿元，与种子出售的收益的比为，距离国际大型种子企业15%以上的投入强度仍有很大差距；财政科研经费对企业支持较少，在51个“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项目中，由企业牵头承担的2个，安排中央财政经费7591万元，仅占经费总额的，在2019年企业科研总投入中，财政项目资金亿元，仅占。

  对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工作和资源保存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是调研中各地各部门的普遍反映。林木种质资源普查经费每年仅有300万元，难以满足全面普查的需要；一些地方的种质资源库库容饱和，保存设施条件需要优化；一些离城镇较近的资源库容易受到侵占，造成种质资源和育种材料丢失。基础性、公益性育种科研投入不足，育种重大科学技术专项支撑力度仍待提升，“十三五”期间林木育种研究未获国家立项支持，一些树种的多年研究工作中断，一些重大育种项目的延续性没办法得到充分保证。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耕地资源越来越稀缺，科研用地以短期租用方式为主，目前一些地块的土地流转价格已涨到每亩每年4000元，不利于科研单位长期投入、踏实育种，对南繁科研单位育种、生产、生活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保障力度亟待加强。种子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需破题，企业抵押担保物范围较小，贷款额度低且利率偏高，贷款期限与种子行业周期性不匹配，种子收购时短期流动资金没办法得到有效满足，通过长期资金市场直接融资的能力有限，种业保险和再保险发展滞后，风险分散机制仍不健全。

  现行种子法对模仿修饰性育种限制不够，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缺失，难以有效保护育种者创新积极性，成为制约育种原始创新的突出短板，这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造成近年来审定品种数量激增。目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推广品种和核心亲本修饰改造较多，品种遗传背景极其相似，据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抽样检验测试的数据显示，我国主粮作物和经济作物约有50%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江西省开展水稻品种抽检发现，25%的品种DNA指纹检测有95%以上的遗传相似度，50%的品种达到90%的遗传相似度。种子行业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水平还需提升，现有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大多以常规检测为主，不具备分子检测和品种真实性判断能力，品种缺陷造成的种植风险任旧存在；调研组所赴省份大部分农业县市采取综合执法方式，一些基层执法人员对种子专业相关知识不熟悉，影响市场监管效果；一些无审批文号、无生产厂商、无生产日期的“白皮袋”种子任旧存在，假劣种子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对品种权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还需强化，2020年司法系统审理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数量仅占知识产权案件总量的，侵权赔偿额大部分在50万元以下，甚至不足10万元。

  一、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植被与野生动植物、土壤。 二、社会经济条件：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基础设施。三、调查概况：汇总现状主要指标，以便了解总体概貌。第二章 调查工作简介

  调查用图准备、组织准备、调查技术资料、用具与文具准备、宣传发动与技术培养和训练、室内区划与外业调查、外业辅导与质量检查验收、统计汇总与成果报告编制、成果评审验收等工作过程的起止时间、具体做法。第三章 资源现状 一、野生林木种质资源。

  二、林木良种基地（包括种子园、采穗圃、母树林、优树收集区、试验林等）内的种质资源。

  三、植物园、树木园、物种园等内的林木种质资源。 四、林木品种（包括林木良种、农家品种等）。五、古树名木。六、引进树种、品种。第四章 综合分析

  总体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突出优势、特色；对本省林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利用现状、利用潜力进行客观分析和综合评价。第五章 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_及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坚持将种质资源作为现代种业发展和育种创新的物质基础，不断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力度，持续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积极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切实增强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推动现代种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由1个国家种质资源长期库、1个复份库、10座中期库和43个种质圃、以及214个原生境保护区构成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有林木种质资源保存库164处和草种质资源中心库、备份库及资源圃14个，初步构建起原地、异地、设施保存相结合的林草种质资源保护体系。自2015年开始实施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行动以来，先后完成2323个县的全面普查、291个县的系统调查和抢救性收集，39个原产于我国的濒危野生物种得到妥善保护，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长期保存数量超越52万份，保存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农业微生物资源保存总量10万份，居于世界前列，新建成的种质资源长期库新库库容达到150万份，将有效增加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储备能力。2019年，国家林草局启动实施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目前已完成苏铁科、棕榈科、红豆杉以及原产我国的重点兰科、木兰科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工作，全国收集保存各类林木种质资源10万份、草种质资源万份。各地通过制定保护实施意见、编制中长期保护规划、设立专项资金等方式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江苏省建设各级作物种质资源库11个，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万份，江西省自2015年先后实施两轮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基本查清了省内主要树种的种质资源状况。

  我国主要农作物商品种子生产能力提高到80亿公斤，商品种子供应率71%，玉米、杂交稻、棉花、杂交油菜种子商品化率达到100%，自主选育农作物品种种植培养面积占95%,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良种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45%，构建起以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为核心、52个制种大县和100个区域性良繁基地为骨干的种子供应体系，制种大县可以保障全国70%以上的农作物用种需求，其中玉米、杂交稻供种量分别占全国的85%、75%，为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提供了重要支撑。2015年以来，国家累计投入16亿元支持海南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划定科研育种保护区万亩，全国29个省的700多家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在南繁基地开展科研育种和制繁种工作，成为中国种业科技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目前，海南三亚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建设进展顺利，三亚南繁科技城（南繁硅谷）建设已初见端倪。林草种苗供应能力慢慢地加强，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全国共建有重点林木良种基地294处、林木种苗生产基地1200多个，林木良种年生产能力300万公斤，主要造林树木良种使用率超过65%；在草业主产区建立草种繁育基地230多个，2020年全国饲草种子种植培养面积万亩，饲草种子年生产能力10万吨，其中苜蓿、燕麦种子产量分别达到万吨、万吨。

  “十三五”期间，累计投资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42亿元，支持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测试评价、制种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54个；中央财政对通过认定的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给予每个园区奖补资金1亿元，推动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安排中央财政经费亿元，支持51个育种创新项目，推进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作物分子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设，实行“揭榜挂帅”、“先实施、后拨款”等机制，推动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制种大县奖励政策，2015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4亿元，改善制种大县种子生产条件，建成高标准种子田280万亩、种子仓储面积158万平方米、晒场1000万平方米、配备机械化作业设备万台套，今年制种大县奖励资金增加至20亿元。实施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将水稻、小麦、玉米制种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2020年为8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0亿元。2013年，国家设立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目前已累计向30家企业投资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今年出台投贷联动支持打赢种业翻身仗的指导意见，截止今年7月底投贷余额达亿元；山东省对112家种子企业授信亿元，增强现代种业发展能力。

  加强品种审定和登记管理，逐渐完备品种审定标准和测试体系，农作物种子方面，在全国主要生态区建立1个新品种测试中心、27个分中心和6个专业测试站，开展农作物品种分子数据库建设，将水稻、玉米品种DNA指纹检测差异位点数由2个分别提高至3个、4个，推动解决品种“同物异名”问题；林木种子方面，颁布实施64项林木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能力测试指南，建立起69个树种、406个林木良种的DNA标准样品库，编制完成油茶、杨树等树种的分子鉴别判定技术标准，林木品种鉴定能力不断的提高。加大种子监管执法力度，开展常态化种子市场监督检查，依托345家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推动建立大数据平台，建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种子质量追溯体系，2016年以来全国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2020年全国农业农村部门共查处种子案件5023件，查没假冒伪劣种子万公斤，涉案金额1900万元，有效保障了种子质量安全和农业用种安全。强化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种子市场环境，今年_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启动实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和种业监管执法年行动，以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建立种子侵权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聚焦品种管理、市场监管、案件查处等环节，严厉打击套牌侵犯权利的行为，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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