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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指的就是基因的转移。实际上，转基因有广义和特定的两种含义。广义的转基因就是泛指生物间基因转移。自然界中物种间的天然杂交和自然选择、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杂交育种，都发生了基因的重新组合，都经过了转基因。例如，我们现在种植的绝大部分作物、吃的几乎所有的食品，并不是自然进化而生的野生品种，而是经过千百年的人工选育，就是转移基因所创造的新物种或新品种。从这种意义上讲，转基因与生物进化和遗传改良相随，古已有之，并不新奇。

  人们现在常说的转基因却有特定的含义，它专指利用现代基因工程（又称遗传工程）技术，将人们期望的目标基因，经人工分离和遗传修饰，重新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能够改善生物体原有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利用上述手段获得的生物就是转基因生物，国际上普遍称作“遗传修饰生物”（GMO）。我国现已习用“转基因”一词，其实后一种表述比前者更为贴切，更有针对性。

  转基因技术自上世纪70年代问世后便成为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引发了包括农业在内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技术革命。以农作物为例，转基因育种突破了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遗传障碍，能够更有效地改造作物的遗传特性，从而培育出更加高产、优质、多抗、高效的新品种；能够降低农药、化肥使用，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缓解资源约束、拓展农业功能、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13亿人口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中，要想突破耕地、水、能源等资源约束，保障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归根结底要靠科学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因此，抓住转基因技术发展机遇，推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革命，就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农业科学技术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实现产业化以来从始至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整年发布的统计资料，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培养面积已达到了1.48亿公顷（折合22.2亿亩，是我国耕地面积的1.2倍），是1996年应用面积的87倍，创造了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奇迹。目前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在世界各地田间种植或投放市场销售。全世界81%的大豆、64%的棉花、29%的玉米、23%的油菜都是转基因品种。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中国等29个，其中也包括8个欧盟成员国；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允许转基因产品进口用作饲料和食品加工。

  另据不完全统计，19962009年，全球因种植转基因作物创造了65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增产优质占56%，节约工本占44%）、增加或挽回产量损失2.29亿吨、减少农药用量39.3万吨。发展中国家1440万农户因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增加收益和摆脱贫困。由于效益显著，许多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大力推进转基因产品的开发和应用。自2009年起，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培养面积上涨的速度已超过发达国家。

  我国转基因研究已有2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现已初步建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研究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比较完整的转基因育种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虽然研究开发的整体实力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已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旱等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取得了转基因抗虫棉花、抗虫水稻、植酸酶玉米等一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如我国独立研制的抗虫棉，推广12年来创造了超过330亿元的经济效益，对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转基因育种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已在国内外进一步显现，其推广应用速度之快更令世人瞩目。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种增长是在时起时伏的“安全”的争议中取得的，更说明转基因技术的强大生命力；转基因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能预见，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转基因产品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也将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转基因育种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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